群衆路線的由來及内涵
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有蘇區、白區和紅軍代表參加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當時稱蘇區代表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大會結論《為争取千百萬群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争》。
1932年7月7日，毛澤東起草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訓令第十四号》。文件要求：政府中一切可以節省的開支，如客飯，辦公費，燈油雜費，都須盡量減少。這一切節省，雖在各部分為數甚少，但積少成多，并可以養成蘇區中更加刻苦更加節省的蘇維埃工作作風——這是萬分必要的。
1934年1月，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作報告（該報告後經節錄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題為《我們的經濟政策》）。文章指出：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
1939年《中央關于深入群衆工作的決定》。
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領導方法的決定》指出：“我們共産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采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别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衆相結合。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确的領導，必須是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
1945年5月，劉少奇在中共七大全體會議上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報告中指出：黨的群衆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也是我們黨的根本的組織路線。每一個共産黨員的思想中要牢固樹立以下幾個群衆觀點：一切為了人民群衆的觀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點；一切向人民群衆負責的觀點；相信群衆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向人民群衆學習的觀點。
1950年2月27日，毛澤東給松江省委的題詞：不要沾染官僚主義作風。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産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
195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産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緻開幕詞。開幕詞中指出：“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間，仍然存在着違反馬克思列甯主義的觀點和作風，這就是：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這些觀點和作風都是脫離群衆、脫離實際的，是不利于黨内和黨外的團結的，是阻礙我們事業進步、阻礙我們同志進步的。必須用加強黨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們隊伍中的這些嚴重的缺點。”“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
1956年9月16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産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報告中指出：黨的工作中的群衆路線，本身就要求黨的領導保持謙虛和謹慎的态度。驕傲，專橫，魯莽，自作聰明，不同群衆商量，把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人，為了自己的威信而堅持錯誤，是同黨的群衆路線根本不相容的。
1960年3月3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反對官僚主義的指示》。毛澤東在指示中引用了山東曆城縣委的材料，批評官僚主義的“突出的表現是五多、五少。就是說，會議多，聯系群衆少；文件、表報多，經驗總結少；人們蹲在機關多，認真調查研究少；事務多，學習少；一般号召多，細緻地組織工作少。”“這種情況是不能繼續下去的，物極必反，我們一定要創設條件，使這種官僚主義走向它的反面。”
編者按
黨的群衆路線在革命戰争年代産生，先後經曆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新中國成立後和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形成發展過程。系統回顧總結黨的群衆路線形成、發展的曆史進程，是全面深刻理解群衆路線内涵的前提。
為配合目前開展的黨的群衆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央檔案館、中共北京市西城區委聯合主辦了“黨的群衆路線檔案展覽”，旨在圖文并茂地展示群衆路線的産生、發展并形成理論體系的全過程和黨貫徹群衆路線所取得的巨大曆史成就。展出的多件珍貴曆史文檔和圖片，是從浩瀚的檔案資料中精選出來的。本刊特辟專版選登，以飨讀者。
黨的群衆路線提出和形成的标志性節點
歐陽淞（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國共産黨章程》指出：“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實行群衆路線，一切為了群衆，一切依靠群衆，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把黨的正确主張變為群衆的自覺行動。”這個表述是我們黨對黨的群衆路線最規範、最準确、最權威、最完整的表述。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群衆路線的提出和形成有如下标志性節點。
第一個節點，重視群衆工作的開始。黨的一大上，地方早期黨組織的報告提出重視群衆、發動群衆的主張，一大黨綱要求“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黨的二大文件正式提出了重視群衆工作的問題。二大通過的《關于共産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明确提出：“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衆裡面去”，要到群衆中去組成一個大的“群衆黨”。
第二個節點，“群衆路線”概念的出現。1929年9月，在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和周恩來、李立三多次談話要點，由陳毅起草并經周恩來審定的《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黨的曆史上稱之為“九月來信”）中，多處提到了“群衆路線”。這是在黨的正式文件裡第一次出現“群衆路線”這個概念。
第三個節點，黨的領袖對“群衆路線”的首次闡發。1943年6月，毛澤東同志在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的決定時，第一次較為系統地對黨的群衆路線進行了闡述。他說：“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确的領導，必須是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這就是說，将群衆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衆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衆的意見，使群衆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衆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确。然後再從群衆中集中起來，再到群衆中堅持下去。”這就對黨的群衆路線進行了初步的闡發。
第四個節點，黨章對群衆路線的首次表述。1945年6月，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首次有了總綱部分。當時的黨章總綱提出：“中國共産黨人必須具有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的精神，必須與工人群衆、農民群衆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廣泛的聯系，并經常注意鞏固與擴大這種聯系。每一個黨員都必須理解黨的利益與人民利益的一緻性，對黨負責與對人民負責的一緻性。每一個黨員都必須用心傾聽人民群衆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并幫助他們組織起來，為實現他們的需要而鬥争。每一個黨員都必須決心向人民群衆學習，同時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衆，啟發與提高人民群衆的覺悟。中國共産黨必須經常警戒自己脫離人民群衆的危險性，必須經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内部的尾巴主義、命令主義、關門主義、官僚主義與軍閥主義等脫離群衆的錯誤傾向。”這是我們黨第一次在黨章中深入地闡述群衆路線問題。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正是因為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堅持一切為了群衆、一切依靠群衆的群衆觀點和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這才找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正是由于在實踐中形成并不斷豐富發展了這條革命道路，形成并堅持了黨的群衆路線，黨才實現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幼稚到成熟的偉大轉變，最後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新中國。
新中國成立後，黨的群衆路線思想的發展
冷溶（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同志在群衆路線問題上有很多好的思想，大大豐富和發展了這一理論。比如：關于黨群關系好比魚水關系，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的思想；關于兼顧各方面利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思想；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關于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群衆路線的貫徹實施，提倡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和領導方法的思想；關于黨要接受監督，注意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的思想；關于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官僚主義，幹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态出現，掃除“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種低級趣味的“官氣”的思想；等等。
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成為執政黨。這種身份的轉變，使黨面臨着完全不同于革命時期的新的考驗。脫離群衆就是最大的考驗和最大的危險。關于這一點，毛澤東同志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預見到了。他嚴肅告誡全黨，由于勝利可能出現的主要問題是驕傲自滿、不思進取和貪圖享樂。他提出對付的辦法是牢記“兩個務必”，反驕破滿，保持艱苦奮鬥作風。
保持艱苦奮鬥作風，反對貪圖享樂，這是毛澤東同志特别強調的問題。在我們黨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中，他對浪費問題看得很重，認為浪費和貪污一樣，“都是極大的犯罪”。他解釋說：浪費和貪污在性質上雖不同，“但浪費的損失大于貪污，浪費的範圍極廣，項目極多，又是一個普遍的嚴重現象，故須着重地進行鬥争，并須定出懲治辦法。”“嚴懲浪費必須與嚴懲貪污同時進行。”
黨的群衆路線的系統總結和概括
冷溶：關于黨的群衆路線思想，在我們黨的曆史上有過三次系統的總結和概括，這對黨的群衆路線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次是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
黨的七大召開前所作的《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系統總結了我們黨成立以來特别是黨的六大以來與第三次“左”傾錯誤路線鬥争的曆史，總結了黨的群衆路線思想。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同志所作的《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和《愚公移山》的閉幕式講話，都着重講了群衆路線問題。這些關于群衆路線的基本精神，集中反映在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中。這是我們黨第一次在黨章中系統地闡述群衆路線問題，概括了建黨以來特别是土地革命戰争時期和抗日戰争時期關于群衆路線的理論和實踐。
劉少奇同志在黨的七大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用專門一個部分論述毛澤東同志關于群衆路線的思想。他首先明确了群衆路線在毛澤東思想中的重要位置，指出：“我們黨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這是我們黨與毛澤東思想根本的東西。”我們黨之所以獲得偉大的成就，就“在于堅持地實行了為人民服務的基本原則”。他強調，黨的群衆路線，“是我們黨根本的政治路線，也是我們黨根本的組織路線。”把群衆路線放在這樣的高度上予以定位，這還是第一次。他重點闡述了什麼是黨的群衆觀點的問題，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觀點作了四個方面的系統概括，即：一切為了人民群衆的觀點，一切向人民群衆負責的觀點，相信群衆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向人民群衆學習的觀點。他說：“有了堅固的明确的這些群衆觀點，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衆路線，才能實行正确的領導。”這裡，他把群衆觀點的重要性，群衆觀點與群衆路線的關系，講得非常清楚。
第二次是在1956年黨的八大上。
這集中體現在八大黨章和鄧小平同志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鄧小平同志說：“從第七次大會到現在的十一年間，黨的實際鬥争的經驗，給了這一路線以更深刻更豐富的内容，因而在黨章草案中，這一路線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反映。”八大黨章根據執政後黨的狀況發生的變化，要求全黨繼續堅持群衆路線，“特别應當注意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同脫離群衆、脫離實際生活的官僚主義現象進行鬥争。”八大黨章第一次寫入了“群衆路線”的概念，要求“必須不斷地發揚黨的工作中的群衆路線的傳統”。
鄧小平同志根據毛澤東同志的論述，對黨的群衆路線理論作了進一步闡發，提出要通過建立制度和加強監督來保證群衆路線的貫徹，使黨不脫離群衆。他所作的一個重要理論工作，就是概括了群衆路線的内涵。這如同劉少奇同志在黨的七大上對群衆觀點内涵所作的概括一樣重要，反映了我們黨對這一理論認識的不斷深化。他說，黨的群衆路線包含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從黨的性質、宗旨上講的，強調“每一個黨員必須養成為人民服務、向群衆負責、遇事同群衆商量和同群衆共甘苦的工作作風”；另一方面是從做群衆工作方法上講的，重申和強調了“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的方法。這樣表述，就用群衆路線這個總的概念，把群衆觀點和群衆工作方法都統了起來，使群衆路線的内涵明确了、完整了。
第三次是在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
大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群衆路線的理論總結，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群衆路線的内涵在八大黨章的基礎上作了更為明确、簡潔的概括，指出：“群衆路線，就是一切為了群衆，一切依靠群衆，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後來，黨的十二大黨章中又加了一句“把黨的正确主張變為群衆的自覺行動”，在黨的十四大黨章中形成了關于群衆路線的完整表述。一直到現在，我們使用的就是這個表述。
另一方面的貢獻，是把群衆路線同實事求是、獨立自主放在一起，作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方面，認為這是貫穿于毛澤東思想各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是“在中國革命長期艱苦鬥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國共産黨人特色的立場觀點方法，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甯主義”。“它表現在毛澤東同志的全部科學著作中，表現在中國共産黨人的革命活動中。”這樣高度的評價，突顯了群衆路線在我們黨的指導理論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這次總結是在經曆了黨的八大以來25年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着眼于開創改革開放新時期而進行的。我們對群衆路線作為黨和國家事業生命線的極端重要性，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所以，鄧小平同志在提出恢複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同時，提出要恢複黨的群衆路線的優良傳統。他說：“毛澤東同志倡導的作風，群衆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我個人覺得，群衆路線和實事求是特别重要。”他甚至把群衆路線放在了前面。曆史決議關于群衆路線的這些認識，雖然吸收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新鮮經驗，但主要還是總結概括了毛澤東同志從戰争年代特别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關于群衆路線的思想，是撥亂反正，完整、準确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恢複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的成果。
在改革開放新的曆史時期，我們黨根據新的情況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黨的群衆路線理論。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同志都作了大量論述。這些新的發展，集中反映在黨的曆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和黨章修改中。
我們在各個曆史時期取得的勝利，從根本上說，靠的都是堅持了黨的群衆路線。現在，要完成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百年的任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關鍵還在于我們黨能不能繼續赢得人民群衆的支持，能不能動員全體中國人民與我們一起奮鬥。這次群衆路線教育活動，就是要達到這個目的。正像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開展這項活動，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教育引導全黨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不斷赢得人民群衆的信任和擁護，保持同人民群衆的血肉聯系。”“人民是我們力量的源泉。隻要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鬥，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就沒有完成不了的任務。”
來源：北京日報
